地下交通站第二部-“七·一”缅怀：阆中地下交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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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无论在何时何地,为避敌锋芒,保存自己,不断发展,均采取地下活动,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革命斗争,成为克敌致胜的有效手段。阆中的地下党组织,从二战时期到解放战争胜利结束的整整20年的地下斗争中,单线联系的活动方式一直延续着。本文着重记述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在阆中建立地下交通站的基本情况。

01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作战略转移,来到川陕边区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翌年6月至9月,先后解放阆中以东大片土地。由于国民党派重兵围追堵截,阆中境内东河、嘉陵江以西的地方,包括县城在内,均被刘湘、刘存厚等地方军阀所控制,这些地方仍属国统区,亦称白区。在这种环境下,阆中县城早已建立起来的中共阆南中心县委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川陕苏区建立初期,基本处于被敌军的包围之中,一时间,失去了对外联络的渠道。阆中地下党的交通虽早有出色的活动,但无法与之沟通。为了保持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周边白区党组织的密切联系,方面军总政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决定,在四川和陕西的白区内迅速组建地下交通线,以改变处于封闭的不利状态。

1933年6月2日,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给中共四川省委的亲笔信中指出:“沿赤区四周建立秘密交通网,有系统地侦察敌情与消息……请速经过阆中县委发生联系,送大批文件敌情与消息…请速经过阆中县委发生联系,送大批文件来由阆中转。”此信一出,搭起了赤白区域联络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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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中共川陕省委在同年秋,派出交通局负责人刘鳌(化名王天洪、杨杰山)、妇女部长刘毅(女,原名姚明善)、交通员马希孔(阆中回族人,又名周志平)3人到四川白区筹建交通站。他们徒步通过解放区,暗渡阆中境内的东河后谨慎地进入白区。为了安全起见,事前他们统一了称呼:刘毅改名马淑珍，与马希孔姐弟相称;刘鳌作为刘毅婆家的哥哥以兄妹称之。

一路上骗过岗哨、关卡,安全到达阆中古城,入住回族马云霄(可靠的进步人士)家。在这里,与中共阆南中心县委负责人接上关系后,密谈了建立地下交通站的事宜。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按照川陕省委的意图,分别建起了阆中中心交通联络站,以及重庆、遂宁两个交通大站。并在沿途地下党组织很健全,群众基础较好的场镇与村庄布设了联络点。

刘鳌、刘毅、马希孔在重庆建起交通站后,便在瓷器口租赁了一处破旧店铺办起“旅馆”作掩护开展活动。后来,上海增派了吴仕敏到重庆站工作。阆中亦先后派去马季昭、赵先智等充实力量。阆中交通站分别设在孙朗轩、马大娘家和马家驹牛肉店内。其交通员由戚映被、马文玉、马骈臻、马文远等担任。遂宁交通站由阆中派去马长玉、赵先礼以开商店作掩护开展工作。至此,以阆中为中心通向上海、成都的地下交通网络业已形成。

02

阆中地下交通站,处在赤白交界区域,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在中共阆南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严格执行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精心伪装,明暗结合,单线联络,定点接头”的潜规则,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尽职尽责的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善于斗争,政于胜利,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传递信函。当时在通讯工具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从陆上传递信息就成为唯一的方式,阆中交通站除了交通员担负这一重任,还采取明暗结合,经过严格考察,把长期往返于成都的邮差马文清作为线上人,他利用特有的行业资源,担负起部分信函、文件以及有关报刊、杂志、传单的传送任务,尤其是方面军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多次重要信件,均安全、准确地送达,对赤白区域互通信息,把握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搜集情报。阆中地下交通站,虽然处于暗处,但对明处的敌军活动常常耳闻目賭,借此有利条件,中心县委在城镇商店的店员中,培训了一批可靠的共产党员,将他们扮成小商贩,以售货为名,深入敌军营垒刺探军情。

这样,随时都可搜集到敌军的驻防、兵力、工事以及军队的士气等,再通过专人进行分析研究后,写成《敌情动态》和绘制成《敌军江防图》,由交通员密送方面军总指挥部。这些重要情报,助红军有效地反制了敌军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以及后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

3、护送要员。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赤白区域内的上层领导成员常有互动,他们的护送任务均由阆中交通站负责。1933年秋冬,较为集中地掩护了一批党政干部往返苏区。其中有四川省委派往的党内领导周德君,南充中心县委派往的李凡山、于江震等。

同年8月下旬,党中央从上海派往苏区的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奉调苏区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交通员王志奇一行,由沿途交通站护送。到达阆中徐垭口后,由于这里的地下党区委组织健全,领导有力,他们在此留住了10天,此间,获取了大量情报。接着,由阆中交通站派交通员戚映尊、马骈臻前往将他们接至县城,在马云霄家住宿一夜之后,由交通员马文玉护送经苍溪县烟峰楼安全到达苏区的巴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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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送干部。川陕苏区的不断扩大,培养大批干部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给四川省委的信中要求,“送大批干部去训练”之后,四川先后派往200多名干部途经阆中交通站转送至苏区。阆中亦派出戚映元三兄妹、杨林书、戚玉书等20多名优秀党员和骨干到苏区,他们经过短期培训,被委以重任,为建设苏区作出了应有贡献。

5、筹集资金。为了支援苏区和交通站自身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办法筹集资金亦是交通站的重要任务。地下党组织在城区居住的回民长者中选择了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马席九等人负责筹划。

他们凭借少数民族便于活动的优势,把交通站从苏区转运来的在战场上或豪绅地主家缴获的战利品,如鸦片烟、金银首饰、各类珠宝玉器等,秘密拿到市场上兑换成旧币。这些钱,除留少数作交通站备用,大部分均被购成苏区急需的药品和紧缺物资,缓解了由于敌人的封锁给苏区造成的暂时困难。

03

正当苏区不断发展扩大,地下交通网络正常运转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加大了围剿红军和苏区的力度。因而,不断向川军施压,试图利用难以驯服的地方实力派来扼杀这块红色根据地。面对这种局势,川军田颂尧部为其前程,不得不作出强势回应。他立即拼凑了一个所谓“剿赤青年团”,大搞白色恐怖,首先向白区内日益活跃的地下党开刀,以清除围攻苏区的“障碍”。

1934年初,共青团阆南中心县委成员郑映炳在三台县东观被“剿赤青年团”意外抓捕后叛变,他供出了中共阆南中心县委成员张仪和等人以及部分党团组织情况。

于是,“剿赤青年团”在副团长刘大元带领下,于同年2月7日直扑南部县城抓捕了张仪和等人,紧接着于次日凌晨突袭阆中。这股反动势力,在驻阆中罗乃琼部的配合下,实行全城戒严,在叛徒张位和的带领下,在县城抓捕了中心县委书记乔维新、副书记王灵山、候补书记廖永志、组织部长陈家蒙,以及四川省委派驻阆中的交通员何道生。

川军田颂尧部

由于地下党组织未能提前获得信息,这次敌人的突然袭击,造成中心县委的领导成员大部被抓,组织瘫痪。接着,“剿赤青年团”又兵分三路去阆苍南三县的农村进行搜捕。3月的一天,在阆中柏垭富乐庙一带抓捕了党支部书记蒲学贵,交通点的成员蒲天宝,从蒲天宝家中发现了未送出的密件。

此件系四川省委提供给方面军总部有关刘湘“六路围攻”的情况,文字全用密码,是经遂宁交通站传递而来。敌人如获至宝,火速直奔遂宁抓捕了交通站负责人马长玉、赵先礼,这两位交通员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保护组织和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守口如瓶,正气凛然分别就义于遂宁和南部城,蒲学贵也于南部监狱被折磨致死。

中共阆南中心县委遭敌严重破坏后,革命元气大伤。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作出决定,暂停赤白区域的联络,以保障苏区的安全。这时的重庆交通站也停止一切活动,处于待命状态。阆中地下交通站虽也遭敌破坏,但由于组织的隐秘和交通人员的勇敢机智,绝大部分骨干保存下来,他们似粒粒种籽,在冰雪覆盖下等待春天的到来。

1935年3月,阆中白区获得解放,地下党走上了一个短暂的执政时期,当方面军全面撤离苏区后,又转入地下斗争。她所领导的地下交通亦随之投入新的战斗,在紧接着的抗日教亡运动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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